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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佛教书画流变

 

佛教在西元前六世纪,起源于印度,于东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洛阳白马寺为中国第一座佛寺。佛教因其有严密的教理、戒律、仪典和组织,能过适应社会各阶层的精神需求和思想寄托,在南北朝时代已遍地开花,果实累累。佛教在印度时期与雕刻,画像类的美术已经存在很深的联系,特别是印度北部的犍陀罗式佛教造像艺术,受到希腊艺术的影响,是东西方艺术的结晶。佛教传到中国后,很快与传统的书画艺术相结合,书法用于写经,绘画用于佛画。并在这一过程中吸收印度的绘画技法,既推动了佛教的发展,又提升了书画艺术内涵,二相其美。下面分以下几个时期对佛教书画的流变作一阐述。

魏晋南北朝的发端时期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关系的急剧变化,使得上层建筑领域也产生了巨大变化,魏晋玄学的产生就是一例。特别是佛教轮回出世的思想,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与魏晋玄学相结合,为社会许多阶层所接受。书画家的艺术创作也同然,以描绘人物与故事为主的绘画,在内容与技法上受佛教影响较大。佛教绘画成为这一时期绘画的重要内容。如著名的佛画高手曹不兴根据康僧会带来的佛画仪范写之,其弟子卫协画七佛图;顾恺之尤其擅长佛画。相传在年轻时的江宁(今江苏南京)瓦官寺所画维摩诘像,形象极为逼真,出现了以十万钱争先一睹的局面。在技法上,张僧繇最早采用了印度佛画的表现方法。用不同颜色同时上画的方式来表现凹凸的立体效果,并且把这种方法融入到中国传统技法之中,创造了新的表现方法,世人称为“张家样”;曹仲达(北朝)所画佛像的衣服几近于印度笈多王朝式样。这些画风直接影响了隋唐五代、宋朝的佛教画家,如唐代的吴道子、周?、宋代的高益等佛画高手。但这些佛画家受佛教启发的多是绘画的表现题材,并未把受佛理启发而来的心得落实到具体的创作实践之中。   

与绘画相反,在中国书画艺术史上,书法自我意识的觉醒要早于绘画。应该说,魏晋一代开创的书风在中国书法史上达到了顶峰,后人都以“晋书”、“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来说明中国历史上每个时代所代表的文化艺术特征。魏晋在书法艺术上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就是与当时的玄学思潮有很大的关系。比如,当时的书法家王羲之(307?365)家族与佛教的关系就很密切。王羲之曾为印度来华佛僧达摩多罗舍宅建归宗寺,并与当时佛教“即色宗”的代表人物支遁(317?366)交往甚密,深受影响。此外,王羲之的士世孙智永(南朝陈至隋间僧)就是一位参禅学佛的高僧,后人尊称他为“永禅师”,在书法上有“退笔成冢”之说,他的《真草千字文》就是历代学书之人的必习法帖。因此,虽然当时玄学思潮对书法艺术的创作产生了很大影响,但是,佛教的印象也毋庸置疑。其二、在理论上开始注意采用佛教的义理来解释书法、绘画艺术。这一时期,书法理论方面出现了王羲之的《书论》、王僧虔(419?503)的《笔意赞》,瘐肩吾的《书品》等著作。这些理论的共同特点乃是把表达书家主体的内在精神气质作为书法创作的最高准则。这一点,与顾恺之在绘画理论方面最早提出的三篇论画文章中的“传神”和“迁想妙得”这两个概念,就已经注意到了画家主体精神对绘画创作成败的重要性。而这两个概念就与佛教思想有很密切的关联。此后,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提出的“澄怀观道”在绘画史上首次从理论的角度对主体如何体悟山水之美作出了一些说明。在其思维方式上能够找到佛教的痕迹。

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很多僧人书画家。其中最有影响力的有释支遁(418?366),释康法识(生卒年不详),释安慧(生卒年不详)、释保志(418?514)、释洪偃(504?564)等。   

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和绘画与佛教有了某种内在契合。

隋唐五代的发展时期

隋唐五代是佛教宗派最多且广泛流行的一段时期。书画家开试把禅意具体落实到山水画的创作中。

而最先尝试的就是被后人尊称为“文人画”鼻祖的王维(701?761)王维能诗善画,对佛教尤为崇信,是当时最先对慧能(638?713)一派顿悟禅法有所领悟的文人士大夫之一。这为他把诗与画、禅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在诗里所描述的物象,就是一幅幅山水画,而用诗描述出来的山水意向,具有一种禅境。他把禅宗“无我两忘”的超然境界、充分体现在他的山水画作品之中。所画的雪景、栈道、捕鱼、村墟等景物就充满了高远淡薄的禅意,加上他晚年隐居辋川时所进行的水墨画试验,都说明了王维已有意识地把“禅意”、“禅趣”融入到山水画的创作之中。因而,出现了一批以追求高远淡泊、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画家。王维首次把“禅思”、“禅趣”引入到绘画艺术对中国绘画发展起到了的积极作用,及唐代以后对中国绘画与佛教关系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隋唐五代的书画是“尚法”的最高时期。一大批有名望的书法家都与佛僧有著很深的关系。如颜真卿(709?785),怀素(725?785)就是代表人物。颜真卿与佛教关系密切,其与佛僧的交往,求佛法,写经书礼佛,参禅悟道的行为,使其书法创作与理论在内在上已经深受佛教的影响。可从其书法作品《麻姑仙坛论》中所表现的不计工拙,随形任运,以及《祭侄文稿》的那种不计法度,以表现自己感受为主的书风中得到印证。同样,我们也可以从怀素著名的《自叙帖》中体会到禅宗超越的精神追求。另外,虞世南的《笔髓论》、张怀?的《书断》以及唐代张?提出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说。从其内容看,佛教的影响是存在的。

此外,这一时期也出现了大批禅门书画家,入怀乍、齐己、大雅、高闲、亚栖、贯休、景云、辩光、楚龟、文楚等等。尤以高闲、亚栖、贯休、辩光最具代表性。在理论与创作实践上,都能身体力行地把书画艺术与禅悟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北宋的书画艺术与佛教的深度融合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书画艺术的达情写意功能,北宋是中国书画艺术史上的一个转捩点。可以说,元明清乃至现在的书画创作实践与理论的发展,一直深受北宋的影响,这与北宋时期佛教深入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特别是禅宗思想以及士大夫们的参禅研佛有著密切的联系。从苏轼开始,还有黄庭坚、文同、米芾为代表。他们不仅同佛僧们保持著密切的关系,而且还以“居士”的身份参加学佛参禅的活动,希望从禅思,禅趣中获得感悟。例如,黄庭坚就直接把书法的最高意境与禅宗的闲澹无为,清虚空灵等同起来,指出参禅者可以领悟书法的意境。米芾则把表现书家主体的“趣”作为对上乘之作的最高要求,这种观点在内在上与禅宗的“心性”论有著相通的一面。并且宋代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被后人称为“尚意”时期,所指的“萧散简远”、“虚淡”、“飘逸”等书风。在内在上与禅宗追求的淡泊高远的禅意有著极为密切的联系。

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历史上著名的禅僧书画家,如被称为“南方山水画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巨然,不仅是中国绘画史上一位非常重要的画家,而且也是中国佛教史上一位杰出的艺术大师。又如宋初著名的诗画僧卜惠崇就长于小景山水画,他的画还得到过苏轼的赞赏。而克勤(1063?1135),宗杲(1089?1163)是续隋唐智永、怀素、高闲之后,最为著名的宋代禅僧书法家。此外,黄龙派的南和尚及其嫡嗣真净禅师,因笔法深稳而著称于禅林。所以说,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发展史,北宋是一个极为重要和关键的时代。就书法而言,帖学盛行、重视“学识”、崇尚“情趣”的书风。这种书风的出现于当时帝王重视书法有很重要的关系。例如,宋太宗曾遣使搜求历代帝王名臣的墨迹,命侍书摹刻于枣木板上,拓赐大臣。因完刻于淳化三年(992),故称“淳化阁帖”,后来微宗又于大观三年(1109)重新摹勒上石。此后,不论官方、私家、皆刻帖成风,形成了一种以崇尚“二王”书风,临摹尺牍和信札为主的“帖学”。这种书风对于保存名人书迹、推动书法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此后的元明清书法就形成了专门的帖学派。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书法的表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的碑板和墓志转为重视卷轴和尺牍、信札、题跋。这些无意识的信手而为之作,真是随心所欲,尽情尽兴,书风轻快活拨,恣肆放达。这一点,我们从当时被称为“宋四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蔡?的一些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如苏轼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是用手绢形式,以烂漫不羁、达情显趣取胜。另外,自从唐代把“书法”作为一种专门的学科设立以来,书法除了“技艺”这一功能之外,又成了知识份子跻身仕途的一个阶梯,这使得书法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进入宋代,人们对书法也就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由唐代注重的“法度”转为“尚意”的审美倾向,强调了书写者“学识”的重要性。也就是书法中所体现的“书卷气”。这就是说,书法作品的优劣,除了从书法的“技法”来考察外。更重要的是要把书作者本人的学识修养以及作品是否具有情趣作为欣赏书法作品的重要标准,比如黄庭坚就把书写者胸中的“道义”作为书法之“贵”的重要标准。苏轼在他的书论里多有所涉。由于重视书家的学识修养形成了以表现主体情趣为主的“尚意”书风。由于元明两代的书法直接接受宋代的影响,故宋元明的书法大多书卷气重,思想哲理性强。

绘画方面,北宋初期就在宫廷内设立“翰林图画院”到徽宗时日趋完备,并将“画学”正式纳入科举考试之中。考入后有一定的职称,可以穿于朝官一样的服饰(即绣有“绯紫”和“佩鱼”),可以支取钱粮。此举既推动了绘画的发展,也提高了画家的地位。“宫廷画”与以前绘画不同的是,创作用的已经从传统的“助教化,成人伦”转为注重绘画的理解有了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由于佛教的普泛化“众生皆有佛性”的观念深入到了各个阶层。于是佛画失去了原先的神圣庄严性,进一步世俗化。人物画在北宋亦有所发展,宫廷画院里就有一批写真名手,苏轼在《赠写御容妙善师》里的“妙善”就是一个为仁宗皇帝画“御容”的写真高手。此外,北宋后期朝至南宋前期,出现了以描绘社会中下层日常生活为主题的风俗画,这一类画介于人物画与山水画之间,但表现的主题是人事活动而不是山水风光。这是宋代人物画科中的一个新现象,如张择瑞(宋,生卒年不详)的《清明上河图》。除此之外,表现形式也多为卷轴画,以灵活轻便取胜。比较符合当时把绘画作为玩赏消遣的文人士大夫的口味。文人绘画的发展,是北宋绘画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以苏轼、文同、黄庭坚、李公麟,米芾为代表,并以“士人画”作为他们这一派绘画的名称。并认为“士人画”高于画院画工的创作。强调作画要具有诗意,即所谓“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即兴创作,兴之所至取其意气所到,重在“传神”而不拘于物象的外在刻画,把表现主体的情趣作为绘画的最高准则。喜欢用简淡的水墨色感,北宋中后期兴起文人画潮流,对此后中国绘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北宋的“尚意”、“传神”、“情趣”正是禅宗思想在书法、绘画作品中的演义和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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